火箭院去建设“三线”的都是什么人？

      1965年初春，七机部一院（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的“三线”基地布局定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三线”基地的筹建工作便开始全面提速。

     “三线”基地的选点，“靠山、分散、隐蔽”是基本原则，所处的地方都是些深山老林，物资、交通、生产、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火箭院隶属于第七机械工业部，考虑到七机部“三线”基地建设的战略意义和工作的艰巨性，中央除要求七机部各研究院全力以赴外，还要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承担部分包建任务，同时还为这些单位确定了六项包建原则：

　　①为新建单位配备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②输送工种配套的技术工人并培训新工人；③提供部分非标准设备和工装；④提供成套的工艺技术资料；⑤帮助解决“三线”地区一时不能解决的协作条件；⑥在技术上帮助新厂试制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火箭院认真执行上述原则，迅速为各“三线”基地选调了一批领导干部、科研骨干和技术工人。

　　当时，“三线”基地建设是保密的，去“三线”工作犹如参军一样，需要报名争取。只有业务和政治都过硬的人才能有机会去“三线”，很多同志为此连续好几年递交申请，还有的因为没能选上哭了鼻子。

　　曾经担任过〇六二基地主任的老同志姜延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66年初，毛主席发出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一院先后抽调了数千名骨干，开始了三线建设大会战。大家都认为，能被调往三线工作是无上光荣的事，有一股强烈的自豪感。”

　　1965年时，一首名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正迅速红遍全国，歌词中写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火箭院的员工，也正是唱着这样的歌曲，奔赴“三线”。

　　至1965年底，有156人离开了条件优越的首都北京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山沟，担负起了筹建一院“三线”基地的重任。

　　至1966年底，筹建人员的数量猛增至2300人（包括工艺设计、非标准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随着筹建人员的陆续进点，有关勘察、设计、施工大军也纷纷云集现场。高峰时期，现场施工人员数达8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