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国之大者”，以“无我”境界躬身实干

　　1958年，刘宝镛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那时候搞导弹，对外都叫搞尖端。一方面有利于保密，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国家那时的工业基础来说，搞导弹确实也是最尖端的事情了。可到了具体工作地点，看到一切条件可不‘尖端’。”刘宝镛回忆道。

　　当时，一分院刚迁到南苑，科研区和生活区不是农田就是森林，大家只能分散办公。宿舍是机场旁的一排小平房，很潮湿，夏天蚊虫猖獗；冬天墙壁结冰，取暖用煤炉。

　　工作条件也很简单，除了纸、笔和画图板之外，只有手摇计算机。这种手摇计算机也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机械式计算机，摇起来很是费劲。如果是几个人一起摇的话，房间里说话都听不到。由于计算机是机械式的，不耐磨损，没多久就纷纷坏了，大家就自己拆开计算机进行修理。

1960年，刘宝镛在建设中的一分院生活区

　　那时候，中国的导弹设计还在仿制阶段，翻译苏联提供的导弹资料成了仿制“1059”必须闯过的第一关。凭借大学期间打下的扎实俄文基础，刘宝镛一头扎进了资料翻译工作。“那时候，绝大多数人没见过导弹是什么样，但大家搞导弹的热情都很高，真正是边学边干。为了尽快掌握这些资料，我们有时整夜不睡觉。”

　　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穷二白，从零起步，虽然科研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刘宝镛说：“创业中的年轻人，觉得很快活。”

　　刘宝镛亲历了我国第一枚导弹“1059”的仿制攻关，也在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中淬炼成长。深耕航天一线多年，他深刻领悟到：“航天事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一个人的作用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融入大海能托起万吨巨轮，离开大海将一事无成。”

　　1965年9月，组织上派刘宝镛参加“四清”工作，他从此间断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并奠定了长征系列火箭发展的基础。

　　当时，刘宝镛正在北大荒劳动锻炼。听到成功的消息，他和众人冒着严寒，奔跑在农场辽阔的田地里，在浩瀚星空中寻找那颗属于中国的星辰。“那时，我们都热泪盈眶，夜不能寐，热切地盼望着回到热爱的岗位上，回到航天事业中，为祖国再立新功。”回忆往昔，刘宝镛声音颤抖。

　　之后不到一年，刘宝镛重返了魂牵梦萦的科研一线，这滴水终于又回到了他热爱的那片大海，继续和无数航天人一起，托举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巨轮乘风破浪、昂首向前。

于经年孤寂中坚守热爱

 
“我最幸福的人生状态是永远工作在科研一线，自强、自立、自信。”

——余梦伦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火箭弹道设计专家

　　卓越与平凡，似乎是一对反义词，可在余梦伦身上，却得到了完美融合。在大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航天人，余梦伦只做过一件事，就是研究弹道。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航天设计还没有应用电子计算机，余梦伦参与设计的“1059”导弹的弹道是依靠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有一次，他在摸索弹道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为尽快验证自己的设想和解决方案，他每天的工作量远远超过8小时，休息日更成了“无休日”。当余梦伦抱着一叠的数据报告与同事交流分享时，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一向清瘦的余梦伦右臂似乎比以前“粗实”了许多。原来他在几乎不间断地转动计算机摇柄的过程中，由于长时间过度劳累，右臂已经严重肿胀。

　　参加计算只是日常的工作，重要的是确定计算方法、编制计算步骤和构制计算表格。刚毕业时，余梦伦常常趴在一米见方的巨大图纸上编制表格、确定计算程序。这是一项繁琐、枯燥、细致的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地趴在那里，一趴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几个月，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未免太残酷了。而对余梦伦来说，却是甘之如饴、甜美无比。在一个个小小的表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里，他仿佛看到了浩瀚的天体和灿烂的群星。

上世纪60年代的手摇计算机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电动计算器、电子计算器相继出现。在电子计算机出现后的几十年中，余梦伦工作中几乎将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软件编制、软件调试、软件修改和计算工作中。

　　试想一下，一个人在60多年的生涯里，始终与一台冰冷的机器和枯燥的数字在一起，不是看电影，也不是打游戏，而是在软件的编制、软件的调试、修改和大量的计算中度过，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耐力。余梦伦这辈子都是这样度过的，但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工作中的余梦伦

　　60多年，对走上仕途的人来说，最少也能攀登几个台阶。可余梦伦就上了一级台阶，他当过的最大的“官儿”是航天系统中最基层的班组长。在班组里，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不称呼余梦伦为“余院士”或“余老总”，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余老师”，他是班组里每一个人所敬重的老师。

　　就在这最平凡的岗位上，余梦伦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计算机，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弹道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最幸福的人生状态是永远工作在科研一线，自强、自立、自信，一辈子没有想过要当官，立足班组，安心做好我的工作。”在崇高的坚守中，他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

于技术险隘前矢志攻坚

“路漫漫其修远，人生如是，学问如是。”

 ——曾广商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飞行器控制技术专家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画册中，曾广商写道：“记得儿时有一首民歌唱道：‘走不到的天边哟，走不尽的草原，草原过去是天边，天边底下是草原！’路漫漫其修远，人生如是，学问如是。”埋头事业、上下求索，是贯穿曾广商职业生涯的生动写照。

　　上世纪60年代，曾广商受命负责研发让能够摆动的发动机快速、精确、可靠定位的伺服控制技术。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是一个复杂体系，单是超大的功率就会引发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曾有3根杯口粗的钢管因谐振而一齐断掉。曾广商深入研究了发动机的摆动特性，研制成功了有关的仿真设备，同时揭示了许多相关机理。

　　当时，国内没有可以拿来直接用的伺服器件，他就主持研制了配套所需的伺服控制、动力、测量器件。那时国际上航天电液系统正向集成化方向发展。曾广商融会贯通，研制成功了国际上首例10千瓦级完全整体式动压校正电液伺服机构。

　　1969年，发动机喷射的耀眼光柱在试车台壮丽地摇曳起舞，那是令曾广商和同事们终生不忘的情景。在他们看来，火箭力冲九霄的情景正是航天人用心血缔造的神奇。

工作中的曾广商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长征火箭已成系列。由于通信卫星等需求日盛，容量与寿命要求激增，卫星也就愈大愈重，国家决定研制运载能力更大的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简称长三甲系列火箭）。研制过程中，最关键的四大技术之一，就是实现两台氢氧发动机全轴推力矢量控制的伺服机构系统研制。

　　在火箭的末级，可谓一两值千金，仪器轻一公斤，卫星就可重一公斤。推力矢量控制系统是能耗相当大的箭上仪器，它的能源方式及功率重量比至关重要。

　　针对旧的能源方式，曾广商大胆提出了一种新方案，一种对氢氧发动机影响最小的综合利用能源的方式。用这个新方案研制成功的伺服机构系统属国际首创，在地面用电驱动，在发射前用氦驱动，在空中用氢驱动，并能自由安全切换。由于利用氢能等特点，较之国外同类产品，曾广商的这个系统，功率重量比高出了10倍。

　　回顾研制过程，可谓困难重重。由于氢气试验有爆炸危险，试验点只得设在山顶旷野。曾广商和团队，几经严冬酷暑，历经了无数夜以继日的奋战。

长三甲火箭首飞

　　1994年2月8日，长三甲火箭首飞成功。多年来，其和长三乙、长三丙共同组成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我国高轨主力火箭群体。

　　深耕航天伺服技术领域数十年，曾广商带领团队，将火箭发动机技术、控制技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融于一体，聚集火工、流体、精密机械、电机电器、传感器和计算机等技术，把中国航天伺服控制技术推进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老曾，你是一个型号一种新东西嘛！”这句话曾广商常听到。许多情况下，这是鼓励与肯定。但在论证、立项和遭遇挫折时，他曾几次陷于久攻难克的境地。那份焦急，外人难以体会。

　　但他坚信自己所做的是航天型号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牵引。也许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具有了一种坚韧的承受力。他告诫团队也勉励自己：别在50公里竞走的最后几百米因浮躁而犯规，也不要做马拉松比赛倒在半程的悲剧英雄，“行百里者半九十”，坚持就是胜利。就这样，他带领团队在航天伺服的天地里，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创新之路。

学思笔记

　　心怀“国之大者”，贵在将小我融入大我，坚守实干本心。刘宝镛、余梦伦、曾广商三位航天前辈，以各自数十年的科研征途，将“国之大者”具象为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以“无我”之姿躬身，将国之所需奉为终身使命，于创业艰苦中满怀热忱、于经年孤寂中坚守热爱、于技术险隘前矢志攻坚。

　　三人在各自的领域始终沉浸于一种全然忘我的状态。那份创业之快活、求索之甘饴、攻坚之坚韧，蕴藏着相通的价值追求：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做到极致。不计个人得失、不求闻达显赫，只因为心中那份最纯粹的报国热情和事业热忱。以“无我”之心潜心耕耘，反而成就了最厚重的“有我”——他们的名字与毕生成就，早已融入中国航天征途，铭刻于国家发展的时代记忆。

　　于我辈航天从业者而言，传承前辈精神从不需要激昂豪言。唯有立足岗位沉潜深耕，主动直面难题、甘于长久寂寞，以极致标准对待每一项工作。倘若我辈皆能秉持以“无我”之心投身强国伟业，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躬身实干的磅礴力量必将在新征程上激荡出深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