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创业初期的经历

发布时间 : 2016-08-05     来源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新闻中心

  1990年4月7日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亚洲卫星通信有限公司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获得圆满成功。从这个时间算起,追溯到1985年10月,共经历5年。

   

                                               △长征一号火箭                                               △长征二号丙火箭                            △长征三号火箭

  1985年10月,原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代表中国政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长征系列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正式投放国际卫星商业发射服务市场。”这个消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是中国航天工业对外改革开放、“请进来、走出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航天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创业一路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运载火箭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从此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对于我国航天事业来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国际商业卫星市场发射价格及其定位,发射保险及其税率,发射风险,发射服务商业惯例,涉及到国际空间法,所有这些对于从未涉足国际舞台的中国航天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瑞典人对中国火箭情有独钟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文明的国度,是火药和火箭发明的故乡,为世人所知。但对近代中国火箭的发展,对一个刚刚开放而又蒙着薄薄一层面纱且又具神秘感的中国,世界对她的了解真是太少了。
  1979年至1985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怎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航天科技工业,特别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只能是“请进来,走出去”。这几年,美国宇航局、法国空间研究中心、英国空间中心、欧空局代表相继访问中国。我们也先后派出了近百个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西欧考察航天工业发展的水平和现状。特别是1984年至1985年期间,原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和李绪鄂先后出访西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与这些国家的科技部、贸工部签订了政府间和部际间民用航天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这些协议的签订,为中国运载火箭走向世界市场增强了信心,打好了基础。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1970年4月,中国使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到1985年,中国先后研制了长征一号、二号、三号火箭,我们称之为“长征系列火箭”。从1970年到1985年的15年间,我国利用长征系列火箭进行了17次发射,其中只有一次失败,发射成功率相当高。尤其是长征二号和长征二号丙火箭,更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1985年11月,正在中国访问的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团突然提出要参观中国的运载火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组织了以何克让副院长为首的会谈接待班子,并作出让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参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火箭总装车间的决定。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团在其副总理安格斯特朗先生率领下参观了中国运载火箭总装厂之后,与何克让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会谈。瑞典空间公司预研部主任、代表团成员之一斯万格朗先生,对中国长征二号火箭情有独钟。据他介绍,他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自家房顶上架起了无线电接收机,从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开始利用自制的无线电接收中国历次发射卫星的无线电信号。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时间,在轨运行的时间,什么时间返回,他都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称赞中国的长征二号火箭是世界上最可靠的火箭之一。这就是他之所以选择中国的长征二号火箭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初衷。
  在会谈中,何克让和火箭院技术人员介绍了中国长征运载火箭的技术状态及发射记录。瑞方介绍了当时计划研制的一颗用于传输电子邮政信号的移动卫星的初步设想的参数。会谈后,双方签订了关于使用中国的长征二号丙火箭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意向书。这是中国运载火箭承揽发射外星的第一份文件。这颗瑞典卫星后称为“弗利亚”科学卫星,1992年10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搭载的方式发射成功。

第一个发射订座协议

  1986年初,中国的第一个发射服务小组被派往瑞典。这个发射服务小组经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程连昌批准,由何克让任团长。小组人员出发时,北京已是数九寒冬。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后,一下飞机,接待这个小组的是瑞典空间公司预研部主任斯万格朗先生。
  黄作义为小组中的一员,他是火箭院总体部高级工程师,也是中国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早期创业者之一。他提出的利用长征二号丙火箭搭载发射瑞典邮政卫星二次变轨的技术方案,很快就说服了瑞典专家。双方经过几轮谈判,小组人员借鉴阿里安火箭公司的订座协议,首先抛出关于利用中国的长征二号丙火箭搭载发射瑞典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草案。
  何克让的谈判对手是斯万格朗先生。他对法国阿里安火箭、美国火箭的商业判断了如指掌。但是,由于瑞典人早已认定长征火箭的可靠性,中国提出发射的技术方案可行,最终还是赢得了瑞典人的信赖。发射订座协议于1986年1月23日由何克让和瑞典空间公司总裁路贝克代表双方在斯德哥尔摩签字。协议规定,中方在收到瑞典空间公司支付给中方运载火箭3万美元订金后生效。
  当时,中国驻瑞典大使吴家淦为庆祝中国运载火箭承揽瑞典卫星发射订座协议签字在大使馆举行晚宴,招待瑞典空间公司总裁路贝克先生及其他主要官员。瑞典电视台、瑞典国家电台播发了中国运载火箭承揽瑞典邮政卫星订座协议签字的新闻消息。《人民日报》驻斯德哥尔摩记者当晚向国内也播发了这条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爆炸性的新闻首先在西欧、美国引起了较大反响。美国新闻周刊惊呼,中国人真的来了。西欧各大报纸刊登阿里安公司总裁达莱斯特的评语:中国火箭要进入世界市场与阿里安火箭竞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阿里安火箭与长征火箭的竞争开始了。
  1986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发射服务小组携带着刚刚签订的首个发射服务订座协议,满怀喜悦的心情,途中顺访欧空局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和荷兰福克空间公司。小组人员刚进入阿姆斯特丹一个旅馆下榻,打开电视,一幕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载着7名宇航员起飞后73秒在空中爆炸的悲惨情景让大家惊呆了。第二天,发射服务小组去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和福克公司访问,宇航界人士都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惨祸而悲伤。在参观过程中,福克公司一位副总裁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问中国代表团:“听说你们刚刚与瑞典空间公司签订了发射订座协议,是否有点趁火打劫?”何克让说:“我们都是同行,都为航天史上这一悲惨事件而感到伤心。”
  但是,这一事件本身,以及随后美国大力神火箭、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利,一时间,使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出现了“真空”。中国人从来不乘人之危,但此时是天赐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卫星市场

  中国的发射服务能否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关键是能否敲开美国的商用卫星制造商的大门。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审时度势,立即决定派出商业发射服务小组赴美国各大卫星制造公司考察,对美国商用卫星市场进行一次调研。
  1986年3月底,航天工业部领导批准了外事司递交的赴美考察报告。发射服务小组由科研生产局副局长乌可力领队,成员有科研生产局总师陈寿椿、外事司司学武,火箭院黄作义、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陈来兴。由于这是初创的推销方式,因此商业发射服务小组有3个任务:一是脚踏实地去了解情况,对美国卫星市场作出普查;二是推销长征三号火箭和抛出中国长二捆火箭技术方案;三是条件成熟的,能签订发射订座协议的就签。
  小组在美国考察历时3周,考察了包括休斯公司、麦道公司、西联公司、联邦快件公司、RCA公司、福特公司在内的十几家大公司。与西联公司、联邦快件公司签订了关于发射“西联星六号”和联邦快件公司卫星的意向书。
  小组的一项市场调查结果表明,商用通信卫星公司在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卫星通信容量日益增加,向重型卫星发展,如休斯公司的HS-601、RCA-3000;二是向功能单一化、低成本小型卫星发展。黄作义提议:“既然卫星制造商和用户才是真正决定购买我们火箭的人,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向他们推销呢?”于是,中国发射服务小组在美国的推销活动首选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推长征三号火箭。针对休斯公司生产的HS-376型卫星,宣传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与可靠性;同时针对休斯卫星公司生产的HS-601卫星,抛出长二捆火箭。这一招果然奏效,休斯公司的卫星专家对选择长征三号火箭发射HS-376类型卫星颇感兴趣,其中卫星专家斯坦豪更是兴趣勃然,对长征三号火箭的任何技术性能和每一次飞行记录都问个水落石出。
  中国运载火箭在休斯公司的推销活动很快传到西联公司,西联公司的市场经理从美国的东海岸飞到洛杉矶,急于与中国发射服务小组见面,提出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该公司的“西联六号”卫星的意向。同时邀请小组访问他们在纽约附近的总部。其后,中国发射服务小组与西联公司签订了关于使用长征三号发射“西联星六号”的发射订座协议。
  西联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宣布破产。这时特雷卫星公司成立。特雷卫星公司的总裁施瓦兹立即接过西联公司的六号卫星订座协议,于1986年6月率几名专家来华进行商务谈判。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86年6月签订了关于使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 “西联星六号”的商务合同。其后,“西联星六号”几经易手,最后为亚洲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购买。但中国的发射服务在美国宇航工业界甚至在美国政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中国的发射服务从1986年1月与瑞典空间公司签订第一份发射订座协议到1987年的一年时间内,共签订了2份商业发射服务合同、5份发射订座协议,初战告捷。

中国火箭的制胜策略

  中国在一开始宣布发射服务进入世界市场时,就声明中国的火箭制造和发射能力有限,除满足中国国内的发射任务外,每年只能提供有限的发射服务。所以,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只是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一种补充,同时可为卫星用户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原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后来明确地向世界宣布:这是中国对外发射服务的基本政策。
  起初,每次推销谈到价格,中方都明确表示比目前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价格低15%~20%。同时,我们又推出长二捆火箭,使得我们的价格策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这在发射瑞典“弗利亚”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和澳星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时,一些潜在用户纷纷找上门来,洽谈长征系列火箭发射业务。一时间,长征火箭在市场的推销如鱼得水。

美国政府不能小视中国

  1985年,当中国宣布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时,美国使馆科技处、武官处就多次找到当时的中国航天部外事司交涉,以核不扩散为由,企图进行阻止。
  到了1988年,中国的长征火箭已稳获“亚洲一号”通信卫星、瑞典“弗利亚”卫星的发射合同,澳星合同也在洽谈之中,并签订了5个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这时,美国以“政府补贴,低价倾销,扰乱市场”为借口进一步施加压力,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美国政府已看到了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发射业务开拓国际市场的势头不可扼制,阻止和施压均不能奏效,于是,只好找上门来谈,以价格和配额来阻止其发展势头。1988年10月,美国国务院派其国务卿助理、商务代表麦卡李斯特率国务院、商务部、运输部、国防部、安全部十几位官员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与以孙家栋副部长为团长并由外交部、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人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就中国长征系列火箭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有关事宜,进行政府级正式会谈。会谈分3个专题: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商务问题;国际商业卫星发射责任协议;卫星发射技术安全协议。上述3个专题的谈判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卫星发射价格、配额和卫星技术安全问题上。谈判进行得相当艰巨,双方围绕着配额而引发的发射价格和卫星技术安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美国际商业发射服务政府间谈判进行了整整一周。双方在发射价格、配额、卫星技术安全上讨价还价。中国的长征火箭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有所失又有所得。国务院领导对这次谈判作了专门指示:先进去,再求发展。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在不失主权的原则下,采取灵活的谈判策略,求同存异,在非原则问题上能让步的则让,如在卫星专机入境、海关检查、卫星监护等方面在不侵害我主权原则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方法处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中美双方代表在下述3个政府协议备忘录上达成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卫星发射责任协议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和众国政府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前两个协议备忘录由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孙家栋和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卡李斯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草签文件,第三个政府备忘录双方签署纪要。1988年12月,双方代表又进行了第三轮谈判。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的3个政府间协议得到正式签署。至此,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人国际商务发射市场拿到了人门证。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迈出了真正实现走向世界发射服务市场的第一步。

(本文来自:《中国航天》,作者:司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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